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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世几回伤往事——现代文化史上台州的两位青年才俊
插图 陈 静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有两位台州的青年才俊英年早逝,一位是天台人陆蠡,另一位是临海人蒋径三。
一
陆蠡(1908—1942),原名陆考源,字圣泉,天台平镇岩头下村(今平桥镇下街村)人。1935年,陆蠡应文化生活出版社社长吴朗西之邀到上海,任出版社编辑。吴朗西是鲁迅晚年关系密切的出版家,,他和陆蠡是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的同班同学,还一起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教过书,十分投缘。
1938年初,日军进入租界,形势恶化,身兼临海回浦中学校董的朱洗,请陆蠡去教语文,同时邀请翻译家许天虹教英语。朱洗是临海人,生物学家,与陆蠡为台州老乡。同年8月,陆蠡回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,继续办刊,直到1942年7月间被害。
吴朗西了解他的正直、率真、宁折不弯的秉性,十分担心他在上海的安全,曾多次写信要他去内地,并表示出版社丢了也不要紧。黄源是陆蠡的同学,字河清,浙江海盐人,翻译家,曾协助鲁迅办《译文》,曾于1939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写信邀请过陆蠡。巴金也写信请他到内地去。他都没有理会,埋头于自己主编的刊物和丛书中。他曾对一位即将离沪的朋友海岑表示,要“留下来看看”。
1942年4月13日下午,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抄,陆蠡有事外出,但两名店员被带走。陆蠡为营救店员毅然前往巡捕房说理,立即被拘留,转往特高科,后被用刑致死。据一位同牢难友称,日本人提审陆蠡时问:“依你看,日本能不能把中国征服?”陆蠡断然说:“绝对不能征服!”他强硬的态度,既让日本人恼羞成怒,又引起对他政治背景的猜疑,于是上了重刑。
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抄的起因是,出版了靳以的抗战长篇小说《前夕》第二册。为宣传抗日,陆蠡印了一批书,从上海运出,准备运往西南,但在金华被日本宪兵查获,这才找到出版社来抓人。此前,巡捕包打听多次找出版社的麻烦,有人劝陆蠡给这些人一些钱,买个平安,倔强的陆蠡坚决不同意。
陆蠡被害死,外界并不知情,所传都为“失踪”。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陆蠡的好友纷纷写文章怀念他,不会喝酒的陆蠡曾经说过,待打败日本侵略者,买大缸酒,排在路边,任过往的人们畅饮,庆贺胜利!当时陆蠡的朋友和家人都还抱有一线希望,希望他只是“失踪”,也许有一天,忽然有了他的音讯,或是他忽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,还是那样沉稳,一声不吭,一切就好像从没有发生一样。
由于陆蠡是被秘密处决,现在已经很难知道确切的时间、地点了。一位带出陆蠡一件大衣的同牢难友回忆说,7月21日,日本人把陆蠡押出了牢房,再也没有回来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仁据此择定这个日子为陆蠡纪念日。
巴金在1946年所作《怀陆圣泉》一文中写道:“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,我认识了不少的人,好的和不好的,强的和弱的,能干的和低能的,真诚的和虚伪的,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。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、无私心、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、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,我却见得不多。古圣贤所说‘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’,他可以当之无愧。”陆蠡堪称“台州式硬气”的又一个典范。
陆蠡的代表作《囚绿记》在早期文坛上与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、叶圣陶的《没有秋虫的地方》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、郁达夫的《故都的秋》等名篇齐名。唐弢在《文章修养》一书的序中写道:“1939年,散文家陆蠡(圣泉)为巴金、吴朗西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一套丛书,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。陆蠡身材矮小,一目失明,说话口讷,可以说其貌不扬,但他的灵魂是美丽的,他写过许多诗一样漂亮的散文,如《海星》《竹刀》《囚绿记》等,我非常爱读;他为人鲠直,做事认真,沉默寡言,这一点尤其使我倾倒。我们因文字之交而开始来往,谈得十分投合。陆蠡约我为丛书写本小册子,不限于文学创作,而要多讲一些普通青年应当注意的语文方面的知识。我不假思索,一口答应了下来。”1981年由鲍霁编,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散文百篇赏析》一书中,对陆蠡散文有这样的点评:“在艺术上,那乡野泥土的气息,忧郁动人的故事情调,优美清丽的文笔,和严谨的构思,浑然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尤其在他的后两本散文集(笔者按:指《竹刀》《囚绿记》)中,有些篇章颇耐人一读再读。”台湾文学界更是有评论称陆蠡为“绝代散文家”。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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